中国陶瓷史在唐代选择了铜官古窑(今湖南长沙附近)来完成一次历史飞跃：釉下彩由此诞生了。这划时代的发明彻底打破了当时陶瓷生产“南青北白”的格局，中国陶瓷从此真正开始了色彩斑斓的时代。
历史 中国陶瓷史上的历程之作
长沙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所以旧时有着“铜官窑”之称。该窑址在1956年首次被发现，随后在1964年及1983年分别经历了两次较为全面的挖掘。研究发现：长沙窑实是在我们较为熟知的——“未有湘阴先有窑”湖南湘阴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汉、三国时期岳州窑就有生产瓷器，在唐、五代达到巅峰，主为青瓷。其虽产量不能与同时期最著名的青瓷窑——“秘色窑”即越窑相比，但也在陆羽《茶经·四之器》对当下六大名窑时评中，被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而列四席，显赫一时。《水经注》载：“铜官山土性宜陶”，在岳州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铜管古窑随后成为了唐代南方最重要的窑口之一。其对釉下彩绘发展直接为唐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里程之碑。
北方唐三彩的工艺无疑直接影响了长沙窑的制作水平和技巧。盛唐开元、天宝年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唐三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其工艺技术，特别是青釉绿彩彩釉和模印贴花装饰工艺，随着文化南移的影响，被长沙窑吸收并加以改进，由此出现了釉下彩。发展到中唐时期，在多色釉烧成功的基础上，长沙窑烧制的釉下彩瓷品，多以格言警句与五言、六言句为内容的书法题字装饰，为中国瓷器烧制开启了一个新的形式。在2006年9月的嘉德瓷器工艺品专场中就有一件受人瞩目的唐长沙窑褐彩题“相思”诗注壶。壶身有行楷书五言诗题：“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可见长沙窑题风盛行。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陆上交通受阻，南方海上的陶瓷之路发展，此消彼长间促进了长沙窑陶瓷器的大量外销，西方的波斯、大食等国商人不绝往来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艺术，以致长沙窑瓷器中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制品出现。
价值 陶瓷工艺的革新与高超的绘画艺术
不可否认的是长沙窑瓷器长久以来处于一个市场表现力匮乏的境地，其瓷器的真正价值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很大一部分藏家对其不甚了解是很重要的构因之一。其实，长沙窑瓷器的珍贵价值集中体现在其革新了陶瓷工艺和高度的绘画艺术成就上。
纵览我国古代陶瓷器釉的发展，其遵循了“从无釉到有釉，从单色釉到多色釉;由釉下彩到釉上彩，釉下彩和釉上彩合绘的五彩、斗彩……”的由简入繁的基本规律。尽管目前发现最早的釉下彩瓷是江苏南京长岗村出土的六朝青瓷釉下彩盘口壶，但由于仅此一件，所以更多的关注目光还是集中到了唐代——由青釉和白釉向多种单色釉过渡的重要时期。所以从长沙窑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青釉、白釉、绿釉、酱釉瓷器，正是它们承载的釉下彩陶瓷工艺技术革新直接让我国陶瓷历史真正步入了有姿有色的时代，成为了史上的“第一抹浓妆”。
长沙窑釉下彩主要表现为青色釉下褐彩、青色釉下绿彩、青色釉下红彩和青色釉下褐率(或红)彩。其烧制时一般先在素胎上施白色底粉，然后在底粉上绘画或书写文字，之后外表再罩一层青色透明的薄釉，装饰图案或文字在青色透明釉的覆盖下，显现得更加清晰美丽，且不容易损坏。但是由于这层透明釉很薄，有些与彩釉融合在一起，很难分辨它是釉下彩还是釉上彩，所以长沙窑瓷器的鉴定甄别的方式还有一种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其最重要的价值蕴含之一：釉下彩绘画艺术。
作为国力鼎盛时期南方民间绘画的杰出代表，长沙窑绘画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从内容形式上都整体充填了这个时代的艺术风格构架，为唐代绘画丰满性与立体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本身就是长沙窑的一大创造。所以长沙窑瓷器的艺术价值更主要地体现在对唐代整体绘画方式、内容以及风格的拓展上。
长沙窑釉下彩绘画的花鸟装饰题材占了瓷画总数的76%，深受唐宫廷花鸟画风格影响，在运笔的韵律和气势上有着相互吸收的成分。然而，长沙窑擅用激情奔放的笔调显然与宫廷画风迥然不同：一种是豪放随意;一种则是工整细致。如青釉瓜形壶中的瓜和叶子的渲染效果有如生宣纸渗入的感觉，豪放之余充满了浓烈的感性色彩。其对胎体质量要求也不高，也正是民间绘画风格的表现。
另外一种比较有价值的长沙窑瓷器是部分表现“抽象画”题材的制品，其是在高温状态下，用容易流散的以氧化铜为发色原料的料色所体现出来的自然效果。用这种料色画坯与作画时可以挥洒自如，在烧制过程中能使料色和釉色结合中自然浸漫晕化，而 得到“似是而非”的形象。如釉下彩双耳瓶和小罐瓶上面显现出充满动态的图形，似乎像水渗透的形状，这种随意的表现充满了写意山水晕染的韵味。
《中国陶瓷史》对长沙窑评价“出土瓷器样式之多，在唐代瓷器中可以说是少见的”，无论从其釉下彩的首次运用还是到不输于宫廷绘画的装饰绘画，不仅代表了唐代南方地区民间绘画的最高成就更代表了当时陶瓷工艺的重大革新，所以其收藏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